1998年，資訊產業部掛牌成立，中國電信業實現『政企分開』。『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政府成為真正的政府，此時，政府才開始思考電信監管政策，真正的監管才開始。』而剛剛成立不久的資訊產業部vb監管策略方面『一出手』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驗。
現在還有很多人對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因為2000年單向收費引起的『股市風波』記憶猶新。1998年和2000年，單向收費已經兩次被提到日程，當時單向收費的消息傳出後，引起中移動和中聯通在香港股市的大跌、港股電信股市值巨額蒸發，而風波最終以當時的信產部部長吳基傳在香港承諾『單向收費兩年內不動』而平息。這一風波當時被稱為『吳基傳金口救市，一句話值1400億港元』。
今天再回頭來看那場『股市風波』，電信分析人士項立剛認為，『政府也有個思維轉變過程，』當時資訊產業部剛成立不久，對自己的定位和擔負的責任想的還不夠清楚。『而且資訊產業部內不少人是從運營商中出來，有「運營商情結」』，所以，對運營商在股市上表現不好有很大的壓力。』其實，股市下跌不是資訊產業部的責任，原則上也不需要資訊產業部uX面 『滅火』。
如果說vb面對『股市風波』時電信業監管者們還缺乏經驗，經過這10年的『風雨歷程』，現在的電信監管思維已經從摸索走向成熟。從英、美等國的電信發展演化過程看，儘管這些國家的電信監管『啟動』更早，歷程更長，但最後幾乎都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逐步加強，再到放鬆管制的過程。而有專家認為，我國電信市場化起步晚，但規模大、發展快，所以『在政策制定中要比國外考慮得更多，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
角色轉變
在不少公眾眼裡，電信監管部門多是站在運營商立場上的。事實上，由於受到多種因素制約，電信價格的形成始終不是由市場來決定。1998年和2000年兩次被提上日程的單向收費，因為引起了中移動和中聯通在香港股市的大跌而未能實行。『可以說，最後監管部門還是站在了運營商的立場上了』。直到2002年底，『兩年期限』已過，手機單向收費的問題才再次敢于浮出水面。
2008年年初，移動通信漫游費下調方案在大家關注和期待中出台。儘管出檯前後爭論頗多，但最終方案還是獲得了不少贊許。有位網友評價『這次漫游費的下調，比我最初設想的方案還要低，也比我預期的效果要好。』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資費調整過程，如讓普通老百姓參與國家發改委聯合舉行『降低手機國內漫游費上限標準』聽証會等，首次讓公眾參與到資費改革方案中。最後『輿論及其各方的影響已經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政府相關部門的最後決策。』有專業人士分析說。
『從最近的漫游費調整看，政府這些年越來越能夠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了。』項立剛認為，而電信資費改革也確實是普通老百姓最為關注的『民生問題』。監管部門能否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點，在讓手機用戶受惠的同時，也能確保通信業的協調發展，成為改革成敗的關鍵。『從幾次大的資費調整的變化看，監管部門在權衡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利益均衡方面越來越「老到」，監管方式上也有創新。』
初期的很多產業政策明顯傾向于維護產業和運營商的利益，比如，最早期的資費定價，是被嚴格管制的，不僅管漲價而且也管降價。這樣做，也是為了維持公平競爭原則，以防止出現『一放就亂』。在過去幾年的電信資費改革里，政府定價已經漸漸向企業自主定價轉變，政府實行上限管理，但套餐的推出都要經過審批，『核准制』只是將來的目標。『保証消費者權益，促進公平競爭』是監管永恆的主題。在項立剛看來，今後監管的角色將更加清晰。一是保証市場上有足夠多的運營主體在競爭，二是促進運營商採用新技術、新業務，促使整個產業保持成長，另一方面，則是要充分保証消費者利益。
永遠的博弈
在面對技術和市場的變化時，電信監管常常會感到左右為難。 現在，大家對IP電話已經很熟悉，但10年前，IP技術還是『新興事物』，如何對待這樣的新興事物和『事實業務』，讓相關部門很是頭痛。
10年前轟動一時的福州陳氏兄弟IP電話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1997年，福州的陳氏兄弟利用互聯網經營IP電話(網路電話)業務，因為搶了當地郵電局的長途電話『生意』，而被該郵電局以『經營非法電信業務』為由告上法庭。此案一出，立刻引發了激烈爭論。當時，國家已有的關於電信經營法規和行政規章都是在IP電話開始運用之前制定的，顯得有點跟不上時代發展需求了。
即使從今天看來，陳氏兄弟案在當時發生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該案開闢了IP電話技術市場化的現實通道──助推了IP電話納入正規的監管體系，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對監管如何適應新技術發展提出了考問。
『IP電話』勢不可擋，但基礎電信運營商並不歡迎這個『入侵者』，因為它會衝擊運營商的既得利益──IP電話大大分流了長途電話業務收入，並極大地拉低了長途通信資費。所以，這個『新事物』一開始是遭到運營商抵制的，但是用戶歡迎，因為通話資費非常低，那麼監管者該站在誰的立場上呢？
現在，P2P、VoIP和IPTV等新的通信業務都可能遭遇與『IP電話』同樣的監管難題，層出不窮的新技術，讓監管機構曾經劃分的明確界限變得模糊，也給監管帶來了難度。『對技術的利弊和趨勢判斷是非常複雜的問題，需要監管部門來權衡判斷。』項立剛說，『在全世界都在上3G時我們沒有上，我覺得是合適的，在趨勢不明朗之前，我們適合去觀望。』
這幾年炒得很熱的VoIP，仍處於監管『盲區』。在項立剛看來，監管部門『按兵不動』也是全方位考慮的。項立剛認為，不但有通話效果方面的問題，政府更要多考慮成本和目前市場情況，畢竟，目前我國寬帶用戶才1500萬左右。
『如果單從老百姓的角度，TD-SCDMA不一定是最有利的，但是利于產業和國家發展，如果TD-SCDMA做成功了，最終也會讓老百姓受益，因為我們中國的標準，不用高價進口國外的設備，支付給跨國公司昂貴的專利費，最後可能既利于產業又利于消費者，兩方面實現統一。』實際上，技術、市場和監管之間的角力永遠都會存在，如何在多方博弈中進行平衡取舍，一直是對監管的考驗。
難破體制藩籬
『無論多麼先進的技術，一旦碰上體制性障礙，也常常顯得非常無奈。而在3G時代這個問題尤其突出。』有業內人士指出。
IPTV就是一個例子。據UT斯達康的一位負責人介紹，自2003年UT斯達康正式u葍焚PTV開始，推動IPTV商用專案的歷程可謂關卡重重。『2005年之前我們能不能上IPTV，要看廣電總局的態度，之後IPTV能不能在全國推廣，我們又要看多個地方廣電網路公司的態度。我們每天都在不停地跟廣電部門溝通，做說服工作。』 因為廣電、電信的衝突，一些初步運行的IPTV業務被迫停止。如2007年8月，北京網通開通的寬頻空間3個月後便基本停頓，主要是由於廣電部門認為該業務屬於IPTV業務，而北京網通因為沒有和擁有IPTV牌照的內容提供商開展合作，該業務因此被叫停。
從全球範圍來看，三網融合、一網三業已成為行業潮流。從上世紀末開始，國內就不斷有專家提出要將廣播電視網、電信網和互聯網這三張網合成一張網，從而優化資源配置，打破新技術應用的行業壁壘。但數年以來，三網融合幾乎沒有任何進展。對於三網難融合的問題，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總工程師韋樂平去年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表示：『部門利益、部門權利正在阻礙融合的實現，這是一個活u穸耵滿u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典型案例。』
融合是3G時代的特徵，不僅是行業內的融合還是跨行業的融合，而這些問題也將給電信監管提出更大的挑戰。3G以前的時代主要業務是語音，監管主要考慮的是網路公平競爭問題，而現在3G時代，傳統電信已走到盡頭，大量新業務不斷出現，很多業務有內容的問題，有意識形態的問題，有文化的問題，有關係經濟發展的問題。而其中很多業務，電信監管是沒有權限的。如涉及互聯網和IPTV內容方面的，目前電信監管部門都無權管。『這就需要各個部門的協調，考驗的是監管之上的問題。因為目前還沒有相關的法規保証，《電信法》遲遲難以出台。』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傳出消息，資訊產業部將與國信辦、國防科工委及發改委部分職能部門合併，組建工業和資訊化部，而隸屬於廣電部門監管的有線網職能，並沒有實現人們所期待的納入其中。在聽到這個傳聞後，一位長期關注三網融合的業內人士嘆息地說：『徹底理清電信和有線網的衝突又要遙遙無期了！』
據項立剛推斷，在整合後的工業和 資訊化部下不久將會成立一個獨立的監管機構。但是，他認為，廣電部分是屬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融合還要有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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